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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内衣保卫战保护私有产权

发布时间:2021-01-21 16:23:57 阅读: 来源:电阻箱厂家

企业家“内衣”保卫战:保护私有产权

陈东升:无论左右分歧多大 守卫神圣财产不可侵犯  8月23日消息,面对激烈的左右之争,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当日表示,中国企业家们在当前应该坚守企业家精神,同时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  陈东升是在当晚参加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时做上述表示的,这一夏季峰会每年举办一次,今年选择安徽省省会合肥作为论坛举办地。  当日晚间在中国科技大学举办的“科大之夜”上,万科董事长王石、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神州数码董事长郭为等悉数出席,由于众多明星企业家的到来,让整个会场爆满,很多学生不得不席地而坐,等待聆听企业家们的创业历程。  在谈到中国企业家目前的经营环境时,陈东升认为邓小平已经把市场经济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中国不会走回头路,因此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群体对这个国家坚定的充满信心。  “企业家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守卫者,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我们也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市场经济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生命、就像血液。”陈东升表示。  同时他透露,自己在私下和论坛主席王石交流过程中,一致认为无论当前“左”“右”分歧有多大,企业家们要坚定的守卫企业家精神、守卫神圣的财产不可侵犯。  虽然对于企业家精神有多重解释,陈东升认为其核心就是创新精神。  陈东升在演讲中慷慨陈词,引起现场的共鸣,但他并不赞同激烈的变革,认为需要尊重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年传统的国家,需要通过企业家前赴后继的首创精神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当年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掉队的、有叛变的、有坐牢的、有枪毙的,但中国革命的道路依然浩浩荡荡,今天中国创业者的潮流和革命的潮流是一样的,在这个潮流中也有企业家破产了、有企业家坐牢了、但是我们希望企业家前赴后继的站起来。”陈东升表示。(编者注:陈东升之妻系毛泽东与贺子珍外孙女孔东梅)

姜建清:企业家应主动发出声音 不应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我想,企业家的预期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企业家已经成为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中间群体应该主动在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市场预期,而不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201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做主题演讲,对企业家的市场预期与中国发展的关系作出了详细剖析与阐释。  从预期学派的衍生与发展开始讲起,姜建清表示:“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重视经济的总量和增速等指标之外,应该重视市场预期对经济的影响,尤其要关注预期与经济的基本面严重背离状况的出现。”而关于这点的重要性,姜建清讲了个幽默的段子。他提到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以言词含混不清而著名,目的是为了尽量不影响到市场的预期,但这也给其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和女朋友谈了12年的恋爱,期间两次求婚,但典型的格氏语言的风格,让他的女朋友没有搞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一直到他恢复了正常的语言表达才求婚成功。  “信心比黄金还要重要,为了经济的稳定运行我们需要更客观、更可信的预期,”最后,姜建清说道,“我想,企业家的预期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企业家已经成为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中间群体应该主动在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市场预期,而不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首先非常感谢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组织方邀请我参加此次论坛并作主题演讲。当今的世界不仅生产过剩,还信息过剩,人们往往困惑于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存真去伪,困惑于如何区分截然不同的观点与预期。对信息量已经很充分的企业家们,我也不想对今天的经济问题谈我的看法,我想谈谈如何看待我们都十分关心、困惑的关于明天的问题,它就是“预期”。  预期一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早期社会,人类对未来就充满了好奇,同时也心怀敬畏与不安,因此可以预知未来的预言家受到推崇膜拜,象旧约中的先知、推演周易的文王姬昌、创作《诸世纪》的诺查丹玛斯,等等。尽管随着文明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与历史运行规律的认知不断增加,对所谓的先知和大预言家超长期的预言开始重新审视或质疑,但现代社会仍高度依赖于预期。预期成为经济活动参与主体进行投资、生产、消费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特别是随着金融深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预期有时甚至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其实,经济学家们早已发现预期对经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明确提出了预期的作用,并将之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学者创立了理性预期学派,进一步强调了预期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影响,甚至提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假说,颠覆了凯恩斯理论,卢卡斯本人也因此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又有三位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相继获得诺奖。2002年,由于将心理学成功运用到预期理论中,行为经济学先驱卡尼曼也获得诺奖,他论证了很多看似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非理性的,比如一些投资人面临亏损时不是“风险厌恶”者,而变成“风险追求”者。预期学派频频获得诺奖,预期在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在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中,由于消费、生产行为受到需求、订单以及沉没成本的制约,具有一定刚性和时滞性,预期变动通常不会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但近些年来,随着金融、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行业的大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市场的大发展,资金流动速度加快,预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显著放大,各国政府开始重视预期管理。政策制定转向公开透明,政策目标转向稳定和单一。  由于政策决定权在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事实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行为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很大。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成熟市场中的宏观政策力求保持明确稳定,政策制定者则谨言慎行,避免市场出现理解偏差,以尽量减小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维护市场的有效自主运行。只有在突发事件导致市场出现“集体非理性”时,政府才会通过市场干预和预期引导来纠正市场失灵。但困难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飞快,当错误信息得到纠正时,实际上已经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不良后果。因此,社会一直期盼着准确、清晰的预期。  做到准确很难,做到清晰亦不易。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以言辞含混不清闻名,他曾经说过:“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含义,那么肯定是对我的讲话产生了误解。”当然,格林斯潘含混不清、充满暗示的语言,目的是为了尽量不影响到市场的预期,但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小困扰。他与女友谈了12年恋爱,期间曾经两次求婚,但典型的格氏语言让他的女朋友一直没弄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直到他恢复正常语言表达才求婚成功。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语体还能适用吗?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注重经济总量和增速等指标之外,应重视市场预期对经济的影响,尤其要关注预期与经济基本面严重背离的状况出现。当今世界,预期不再是“虚拟”的,因为如果缺乏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消费者不敢放开手脚消费,投资者轻易不敢投资,就会使潜在投资受到抑制;出现资金单向异常流动,要素价格剧烈波动;一些出口厂商甚至不敢再接订单,实体经济将直接或间接受到严重影响。资本市场是最易“被预期”的对象,我国股票市场连续两三年“熊冠全球”,银行股估值跌至历史低位,与我国的人民币有效汇率上升、经济数据及公司财务指标良好严重背离。今年初至8月5日,我国A股下跌8.9%,而美国道指和纳斯达克指数则分别上涨了19.14%和22.3%。近日的市场又被一些预期引导,大批资金从新兴市场撤出,流向几周前还被绝大多数人描绘成“低迷之极”的欧洲,市场真的变化如此之快吗?  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虽然总体上缺乏预期管理,却并不缺少“预言家”。有些人敢想、敢讲、敢预测,认为预言不是谣言,讲错了不需要付出成本;有些人屡预屡错,但屡败屡战;有些人缺乏起码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精神,对经济数据狡猾操纵,随心所“预”,信口开河。一些人看透真相,深知“当预言家远比章鱼保罗作出预测要容易”,认为经济或市场走向无非涨、平、跌,只要死盯一个趋势,不论多头或空头,总能等到对的时候。因此,有些预言家在春天的时候就预言冬天将来临,但如果相信他的预言,穿上棉袄,恐难熬过漫长的夏天。2006年,当时预言“两年后发生金融危机”的鲁比尼就是一个永远的空头,这点连他自己都不否认。对中国唱空的预期更是屡见不鲜,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最近就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持有怀疑态度的“市场专家们再次开始了”中国崩溃论“大合唱——这是每隔几年就会让经济和政治评论员们兴奋一段时间的顽疾。没人在意过去几十年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国怀疑论者再次提出,这次的情况真的不同了”。在这些所谓的“崩溃论”一次次破产后,却没有人再去追问当初那些所谓的“预言家”,而这些预言家们可能又正在埋头准备着下一个“预言”了。  更有一类预言家更是为了商业利益。无论是唱空中国,引导市场预期,或是唱空市场,从中攫取暴利,都怀有其明确的获利“预期”。不负责任的胡乱预期和带有明显动机的预期成为了市场噪音,扭曲了市场行为,形成非理性的“羊群效应”,加剧了经济波动。这种功利性极强的所谓“预期”蒙蔽了市场对经济真实情况的判断,扭曲了现实。但遗憾的是,因为受扭曲预期的引导,我们往往难以看见真实。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为了经济的稳定运行,我们需要更客观、更可信的预期,我想,企业家的预期应该受到更多重视。  企业家已成为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中坚群体,应该主动在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市场预期,而不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改革赋予了我国企业家们难得的机遇,但困难也是重重,企业家们披荆斩棘、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已经成长为我国经济体系中一股中坚力量,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比较低调,或者只专注于自己的企业和行业,不愿意对经济动向发表意见。当然,也有一些活跃的企业家或组织,象这个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影响力与日俱增。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与前面所讲的各类“预言家”相比,企业家的预期更贴近实际,更真实可靠。一是企业家扎根市场,直接面对消费者需求和原材料供应商,是最接地气的群体,因此应该最能切准经济脉搏,其预期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实体经济趋向;二是企业家预期都是要用真金白银来投资的,所以来不得虚假,会更客观可靠;第三,与那些终年只在岸上旁观的预言家不同,企业家一直在市场中游泳,对外部水温和风浪的变化感触更直接迅速,而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企业家们还练就了高度敏锐性和非凡判断力,所以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判断应该比较准确。  企业家群体的经验和智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挖掘出来,必将成为引导市场行为的重要预期指标。企业家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出更多、更强、更清晰的声音,引导市场形成合理预期,因为一个被扭曲的市场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是有害的,也是企业家们所不愿看到的。亚布力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建议借助这个平台发布企业家预期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比如,由各位企业家从自己行业的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走向,形成一个综合的企业家预期;或者设立亚布力企业家信心指数,编制一些指标,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调查,形成一系列信心指数。  我想,通过企业家预期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市场可以更客观真实地解读中国经济,对未来形成合理预期并据此调整经济行为,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当然,更有说服力的是经济本身的持续、均衡发展,这也寄期望于企业家们的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张维迎谈企业家对曾成杰之死兔死狐悲:我们还有良知  理与法 从吴英案到曾成杰案  去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我的演讲从吴英案说起,今天的演讲我要从曾成杰案开始。有人说我去年的演讲对挽救吴英的生命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确实如此,我感到很欣慰。当然,无论我在今天的演讲中说些什么,对改变曾成杰的命运已没有任何意义。但我确实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对拯救未来的一些无辜的生命有所帮助。  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秘密处决这件事,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企业家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氛。是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司法体制之下,一想到今天曾成杰所遭遇的不幸某一天可能落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有谁能没有一点悲凉之痛呢?  这种兔死狐悲的情感,实际上就是2000多年前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也就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共感”(sympathy)。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开始就宣称:人无论多么自私,他的天性中显然会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心,就是当我们看到或想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他接着说,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的其他原始感情一样,绝不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最顽固的不法分子,也不会全然没有任何同情之心。  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对我们理解社会的道德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讲,恻隐之心就是仁。亚当·斯密认为,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心理源泉。正是别人的喜怒哀乐在我们心目中引起的共鸣使人类有了良知;正是对我们心中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那个伟大的法官和仲裁者的情感的尊重使我们有了正义。  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后有舆论对他的同情,说明我们社会的良知还没有泯灭。  理大还是法大?  曾成杰为什么被判处死刑?因为他“犯法”了,至少法院审理后认定是这样。一个问题是,曾成杰当时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集资的时候,他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做违法的事情?这一点我不好猜测。但无论如何,法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无知而免除他的罪行,尽管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会对此有所考量。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即使他真的犯了法院判决时所依据的那种法律,并且是明知故犯,对他的惩罚就是正义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法与理的关系。十年前我曾提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衡量一种行为是否该做,有两个标准,一是合理不合理,二是合法不合法。这样,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既合理又合法,第二类是合理但不合法,第三类是合法但不合理,第四类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基本上都是第一类和第四类,也就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也就是不合理的。此时,人们做选择相对容易,遵守法律也就是遵守正义。但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事情很多,有时其比例甚至超过第一类和第四类。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改革的原因。  这里讲的“法”当然是指政府制定的法律,中国人传统上称为“王法”、“律法”,学术上叫“人定法”(positive law)或立法法(legislative law)。一件事合法不合法是相对清楚的,至少政府官员和法官认为是清楚的。  这里的“理”是什么?就是中国人讲的“天理”、“公理”、“道理”、“天经地义”,学术上叫“自然法”(natural law)。自然法在西方也被称为是上帝的法(the law of God)、理性之法(the law of reason)。它们是良知、正义、德性的基本含义。  所谓天理或自然法,就是人类以理性和情感所发现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最一般的戒条或法则。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知恩图报、言而有信、每个人都有保全自己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  理大还是法大?当然是理大。理(自然法)是人类的集体智慧,是历史中自然演化形成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它与人的本性相符,反映在人的良知中。法(人定法)是政府制定的,组成政府的人与普通人一样,有自私之心,有偏袒亲朋故旧的倾向,有无知和傲慢的特性,有情绪化的时候。如果法律不受天理的约束,不以天理为准则,任何的法律都是“合法的”,就会导致不正义的法律,甚至“合法的暴政”。  理大于法意味着只有符合天理的法律才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才应该得到遵守。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制定的法律,是因为天理(自然法)有些模糊性,操作起来有难度。也就是说,人定法应该是自然法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而不是对自然法的否定。打个比方,即使我们都知道开车要靠右行,但如果马路上不划中间线,要判决谁违规了就比较困难。但如果政府把中间线划得太靠左或太靠右,以致某个方向行驶的车辆不越线就不可能通行,这样的规则就是不合自然法的,不可能得到遵守。  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  自然法(天理)的三条基本准则  自古以来,自然法就活在人们心中。但自然法的表述和论证,则是思想家的工作。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总结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则。第一条是稳定财产占有的法则,也就是私有产权的不可侵犯性。这一条来自人类对生存、安定和和平的需要,以及可用于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源的有限性,它避免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和相互残杀(害命通常因谋财引起),使人们可以和平相安,因而是最重要的自然法。第二条是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也就是自愿交易、自由签约权。财产的最初所有者通常不是能给其带来最大价值的人,自愿交易可以使财产的价值最大化,合作双赢成为可能。任何通过暴力手段强制他人交出财产是违反自然法的,除非这种暴力是为了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第三条是履行许诺的法则,也就是人要言而有信。人类的大部分合作都以言辞表示开始,以行动(履约)结束。如果人们言而无信,就不可能有合作的行动,人类的进步也就没有可能。  这三条自然法或天理也就是通常讲的正义的基本含义,违反了其中的任何一条,也就违反了正义原则。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所有发达的法律秩序的主要特征,都极其相同,都可以说只是对这三项基本自然法所做的详尽阐释。  以此来看,曾成杰的融资和商业活动并没有违反自然法。他没有使用暴力和欺诈手段获得别人的财产,融资活动是当事人之间自愿的交易行为;他也没有违反自己当初的许诺,即使在政府政策改变之后,他仍然与出资人重新谈判达成新的还款协议。相反,政府的行为却实实在在违反了这三条自然法则。在法院判决之前政府就剥夺了他的资产并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其转移给政府自己的企业,违反了第一条自然法则;政府不允许他执行与出资人达成的还款协议,违反了第二条自然法则;政府一开始鼓励和支持他向民间筹集资金,后来出尔反尔,宣布他是非法集资,违反了第三条自然法。  自然法的普世性和永恒性  自然法(天理)是普世的,也是永恒的。看看那些伟大的道德思想家,无论他们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是生活在古代还是当代,他们所倡导的人类应该遵守的“天理”都大同小异,大致不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曾归纳出十九条自然法则,然后说:由于人们之中大部分都忙于养家糊口,其余的人则因过于疏忽而无法理解以上关于自然法的微妙推演。然后为了所有的人都无法找到借口起见,这些法则已被精简为一条简易的总则,甚至最平庸的人也能理解,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条总则说明,认识自然法所要办到的只是以下一条: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即俗话讲的,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这也就是亚当·斯密讲的存在于每个人心目中的“想象的、公正的旁观者”所做的情感判断,同样也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推理方法,甚至也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推理方法。  显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总则本身就隐含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原则,因为只有平等的人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种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上帝”(“老天爷”)面前的平等。前面讲的大卫·休谟总结的三条自然法则都可以从这一条总则推导出来:你不愿意别人剥夺你的生命和财产,你也就不应该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你不愿意被人强迫你交易,你也就不应该强迫别人与你交易,或者,你希望别人尊重你自愿交易的权利,你也就应该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你不愿意与言而无信的人合作,你自己就应该说话算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现在被称为“黄金法则”(golden rule或golden law)。孔子提出这个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确实非常伟大,但这一法则在2000年前的轴心时代许多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中也是一个基本法则,有些人提出的可能更早,可以说是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的共识,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或宗教不包含这样的规则。比如希腊哲学家皮特库斯(Pittacus,公元前640–前568 年)就曾说过:“Do not to your neighbor what you would take ill from him。”(不要对你的邻居做你不喜欢他对你做的事情);几乎生活在同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Thales,前624–前546)说过:“Avoid doing what you would blame others for doing。”(不要做你抱怨别人做的事情);佛法里类似的话也很多,如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treat others as you treat yourself);如果你不想被别人伤害,你也不要伤害别人(Hurt not others in ways that you yourself would find hurtful);耶稣也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如“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也不要对别人做);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这些格言都可以翻译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基督教认为这一“黄金法则”来自耶稣。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文字,《墨子》和《道德经》的许多话都有类似的意思。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主导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它把天理放在王法之上。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就是自然法,这一点虽然在学术界有争议,但至少说明儒家是把“天理”放在第一位的。儒家的“礼法”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这是儒家与法家最大的区别。  良知比法律更重要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曾成杰犯了什么法?或许他真的犯了“人定法”,也就是政府制定的律法(所谓“非法集资”),如法院所判决的那样;但他确实没有犯“自然法”,没有做违背天理、违背良知的事情。  处死曾成杰或许没有违反人定法,但确确实实违法了自然法!  曾成杰的不幸既有法律的责任,也有法官的责任。法律主要是靠法官执行的。我们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不是仁慈,而是正义!英文中,法官的含义就是正义(justice)。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法官来说,良知比法律更重要,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这是因为,一个法官只要有良知,即使不懂法律条文,他也不会做出违反正义的判决;相反,即使他懂法律,把法律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他没有良知,正义就会荡然无存!约翰·马歇尔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之一,但他在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背景。这也是西方“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所在。陪审员都是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判决是基于良知而不是法律。  有法无天不是法治社会  建立法治社会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法治社会以法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前提,也就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天理和良知。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法律”为托词行不正义之事。当法律不符合天理时,当你不得不在良知和律法之间挣扎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站在天理的一边。当然,许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性的私心,也因为人性的懦弱。通常来说,违反人定法的惩罚在眼前,违反天理的惩罚在以后,人们通常会遵守“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格言。但我们应该对那些宁肯违反法律也不愿违反天理的人持有敬畏之心,至少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小聪明而鄙视这些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制定的律法必须符合良知,符合天理!任何违反天理(自然法)的立法都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法律,只能被称为“恶法”,文化大革命使人们认识到无法可能给每个人带来的灾难,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但曾成杰案件以及其他诸多案件说明,法治不等于律法之治。法治首先是“理治”(天理之治)。法律不符合天理,司法不讲良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无法无天不是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也还不是一个好社会!

冯仑:财产安全是企业家内衣 不能被随便扒掉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举行。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用村民生活比喻法制是什么。有了法制,这个村不管外面来什么人、狗怎么叫大家都安心睡觉。因为大家知道,村长是靠不住的,妇联主任是靠不住的,但是法官是靠得住的,村子里所有的鸡鸭狗猫都是安全的。我们现在缺少了对法律的信任缺少对法律和财产保护的安全感。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这个我觉得当时讲这个故事不是这么直接讲的,大家熟悉中国名博的故事就知道出处在哪儿。这个故事不光是在中国,其实在西方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非常成熟的地方,企业和政府之间仍然是政治强权会大于企业家的话语权。因为在另外一个小说里,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就是美国的一个很牛逼的企业家,底下人说你如何了得,他就指着白宫说了一句话,说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蟑螂。在人类历史上,企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两个角色之间需要调试,这个角色不一样。所以企业家控制的是私权,你自己企业有限的责任下的财产和支配权、金融权。而政治家他们控制的是公权,至少是以公的名义在行使社会管理的权力。这样的话,当然有强制性的一面,军队、警察、监狱,还有强制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各个方面跟企业家在一起说话、办事的时候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甚至是当你出了岔子以后,有有形的监狱在刺激着你。今后建立一个法制基础非常重要。  法制基础是什么?我们有了法制基础就相当于一个故事,最近我也老在想一件事,我们在一个村里的时候突然外面的动静很大,全村人的表现很不一样,老人比较谨慎护好这些孩子,说别出门,外面有动静,也许是来了坏人。老人家多数讲的是坏人。也有的强悍的妇女叉着腰在村口张望一声,是哪儿来的家伙,一看没有事也来了。但有的胆大的冲出村子跟人家冲突上了,这样全村人就遭殃了,因为外面真来人了。本来没有事但招了事。现在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判断,到底村子是不是需要到外面去招事,还是说外面本来没有事,就在家睡觉,接着明天照样干活?所以有时候拿捏这件事的确不太有把握。但有一条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要有法制。这个法制是什么?就是有了法制这个村不管外面来什么人、狗怎么叫大家都安心睡觉。因为大家知道,村长是靠不住的,妇联主任是靠不住的,但是法官是靠得住的,村子里所有的鸡鸭狗猫都是安全的。我们现在缺少了对法律的信任缺少对法律和财产保护的安全感,也缺少大家对未来预期的一个准确判断,所以的话大家的言论就非常没有底。一没有底的时候,大家就表现出的状况不能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所以最终,我们回来回去还是要保证我们产的安全。财产安全就相当于我们的内衣,不能随便被扒掉扒掉了以后大家不开心,而且丢大家的脸。这件事很重要。

任志强:中国宪法对私有产权保护问题没有说清楚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举行。8月24日,在上午举行的《行动力与中国改革》论坛上,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发言时表示,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宪法上对产权保护问题没说清楚。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巍:在微博上,任志强大概有三千多万的粉丝,而且他这个粉丝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姚晨,为什么?姚晨这些明星的粉丝是小粉丝,每个人下面有三五十个,而任志强的粉丝经常是上百万、上千万,所以他的转发能力影响力巨大,很多人在微博上如果靠粉丝投票,任志强是当然的总理,现在我想用今天这个机会来假设说,你是总理,这个三中全会在经济上你将有哪些政策,有一个克强经济学,能不能有一个志强经济学,有请任志强假设他是总理应该给什么样的政策?  任志强:王巍是想让我去喝茶,这是公开的陷害我。前两天在博鳌的三亚会,就问克强和志强的差别,四个小时以后国务院领导就通知国新办主任告诉我你要把它删掉不允许再说,今天王巍又提起来,你怎么不听听习近平说什么呢,习近平告诉大家是党管经济,政府不管经济,所以没有克强经济学,也更不会有志强经济学,我也不可能当总理,你们也别瞎捧,捧的很高一关手电筒就掉下来了。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宪法上对产权保护问题没说清楚,你后面再怎么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毛振华老说恐惧问题,他本来企业家当的挺好、赚了很多钱,一转身就当了研究者,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没有对产权给以一个清晰的保护,如果没有给产权一个清晰的保护就出现了拿了钱就往外跑,冯仑跑到台湾,王石跑到美国,反正得往外跑,不往外跑不行,其实毛教授也把一大堆都扔到外面。我觉得如果我们最终在经济制度上不能解决大家不往外跑,或者说是毛振华说的恐惧问题,怎么样的政策都无法让中国的经济持续而永久迅速的发展起来,因为大家都想跑。  我记得前几天王石在天则所的会议上也一个非常好的讲话,在网上传播的非常多,为什么?如果企业家的财产权利和做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所以每个人要把这个问题当成自己的事做讨论,而不仅仅是曾成杰事,恰恰是这样一些问题让大家有了一些担心、有了一些恐惧,越来越多的推动大家我们是否敢再投资,前两天小潘的老婆就说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要不然我们不敢投资了,就是说大家在担心中国的未来往哪儿去,这已经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梦,但是梦到底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其实大家只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梦,这也是昨天晚上王石在科大之夜讲的,现在告诉只能做一种梦,这是不很的。所以我想三中全会最后给人们,如果仅仅是说经济上放开哪些,你可以进行投资,但如果不能消除人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的恐惧感,我不觉得这次的三中全会能像前面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产生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真想像十一届三中全那样会给出了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保证,就是说先对历史的问题做一个说明,党内若干问题的几点意见,然后大家就放心了,应该这样,可以充分的往前跑,否则要想让中国的经济真正能走入正轨还有一段距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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